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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爆发的经济学分析——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转轨经济比较

时间:2015-11-30 17:03 类别:乌兹别克斯坦

【内容提要】 “颜色革命”的爆发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国内外学术界多从历史、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探讨其爆发的原因。“颜色革命”爆发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本文通过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探讨“颜色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指出转轨经济的多样性特点,对经济转轨国家提出5点启示。

  【关键词】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颜色革命” 转轨经济

  【作者简介】 林治华,1954年生,大连大学科技处处长、教授,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后。(大连 116622)

  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的事变被称为“颜色革命”。关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发生的原因等问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国内学者指出,“有关国家国内严重的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是‘颜色革命’发生的社会条件;地区和族群对立是历史文化条件;而美国大力推动对这些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是一个有关键意义的外部条件。”另有国内学者指出:“谁能把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好,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个政权就能够稳定。”[1]“颜色革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一 两种不同的经济转轨模式

  吉尔吉斯斯坦选择了激进式改革,激进式改革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模式,其核心是民主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经济变化剧烈。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在总统集权的严格控制下,经济波动相对较小,经济倒退幅度也较小。渐进式改革强调国家干预和控制,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措施,逐步调整产业结构,而不事先对资源实行重新分配,避免现存不完善的市场体系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1997年除了自然垄断行业外,吉尔吉斯斯坦 对大多数企业实行私有化。国家预算失去了重要的来源,199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预算税收从占GDP的27.1%降至16.1%,1991~1995年年均下降16.1%,1996~2000年年均下降13.5%。

  1992年国家支出从GDP的32%压缩到1996~2000年的不到20%。1994~1995年国家预算赤字超过了GDP的7%[2]。1995~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预算赤字约占GDP的10 %,吉政府主要依靠外界帮助,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的帮助来维持财政支出。

  乌兹别克斯坦不同于吉尔吉斯斯坦,没有进行快速私有化,采取了另一种政策对付急剧恶化的需求。在苏联解体初期,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以通货膨胀性拨款的方式,弥补传统市场的损失以及联邦预算补贴的减少,满足需求。随后,乌政府逐步压缩国家财政支出,适度地提高税收标准,通过国家预算进行资源的再分配。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家预算赤字明显低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做法类似于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快速完成了私有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了,可是,政府管理机构却膨胀起来。1991~2001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管理机构公务员由3.66万人增加到7.58万人,增长了1.1倍。转轨之初吉尔吉斯斯坦每千名居民有8名政府管理人员,到2001年,每千名居民就有15名政府管理人员。乌兹别克斯坦公务员的数量 增长了0.32倍,每千名居民中有5名政府管理人员[3]。

  比较评价两国阶段性发展结果,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乌兹别克斯坦改革之初选择了“华盛顿共识”模式,而吉尔吉斯斯坦采取国家干预政策,那么,结果将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清楚的:“吉尔吉斯斯坦不会陷入社会经济的灾难,社会经济形势会比现在好。乌兹别克斯坦则要经历吉尔吉斯斯坦今天的灾难。”[4]

二 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

  吉乌两国在独立之初,都出现了人均GDP下降的趋势。1990~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平均下降3.95%,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下降速度相对缓慢(见表1)。在独立前的20年间,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制约了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加大了经济增长压力。近10年来的情况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的增长速度仍高于吉尔吉斯斯坦。

  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耗尽苏联时期的家底,生产的进一步下降,将几代人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低于1970年。1996~1998年出现了相对快速增长后,增长的速度不断下滑,直到2002年才出现逆转。以人均GDP3%~4%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要回到1990年的水平吉尔吉斯斯坦需要20年的时间。

  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水平只是1991年的54%[5]。吉尔吉斯斯坦能否在近期实现经济正增长,目前还很难判断。吉尔吉斯斯坦和加拿大合资经营的库姆托尔金矿开采量的减少,更使得中期经济发展速度变得难以预测。独立初期,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的损失小一些,虽然1970~2002年的人均GDP的增长仅为0.15%,但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家底不仅没有损耗,反而有所增值。

  1996年,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GDP恢复了正增长。由于经济连年不断地大幅度下滑,所以,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2002年,乌兹别克斯坦GDP已经超过1990年GDP的6% ,而吉尔吉斯斯坦的GDP则低于1990年的28%[6],吉尔吉斯斯坦的通货膨胀率不高,可是经济增长很不稳定。2002年,在独联体国家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的GDP是负增长。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以3%的平均速度稳定增长,可见,经济发展状况符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情。

  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相近。在苏联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央联盟预算补贴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吉尔吉斯斯坦。1990~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获得联盟预算的无偿援助占GDP的11.2%~12.5%;乌兹别克斯坦获得联盟预算的无偿援助占19.4%~19.5%[7]。此外,苏联解体打破了原有的对外贸易格局,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吉尔吉斯斯坦对外贸易出口略占优势。那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生产出现剧烈下滑呢?首先,移民潮加速了吉尔吉斯斯坦生产的崩溃。1989~1996年间,离开吉尔吉斯斯坦的移民数量相当于1989年吉尔吉斯斯坦全国人口总数的8.6%。而同期乌兹别克斯坦移居国外的人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6%。

  表1              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按2001年本国货币购买价格和购买力平价计算)

年份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GDP总量(百万美元)
1970
10.00
28.00
1990
19.00
58.85
2000
12.75
58.15
2001
13.00
60.50
2002
13.25
62.85
 
人均GDP(美元)
1970
3400
2375
1990
4350
2900
2000
26000
2335
2001
2630
2410
2002
2675
2485
 
GDP总量的变化是1990年的%
1970
52.6
47.6
1990
100.0
100.0
2000
67.1
98.7
2001
68.4
102.8
2002
69.7
106.8
 
人均GDP的变化,是1990年的%
1970
78.2
82.0
1990
100.0
100.0
2000
59.8
80.5
2001
60.5
83.0
2002
61.5
85.5
 
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是吉尔吉斯斯坦相应指标的%
1970
100.0
70.0
1990
100.0
67.0
2000
100.0
90.0
2001
100.0
91.5
2002
100.0
93.0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ash.,2003.p.15~16.

  其次,不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生产过度压缩。盲目压缩需求,迅速放开价格,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得国内生产面对廉价的进口商品毫无竞争力。

  再次,开采库姆托尔金矿产生的问题导致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GDP的下降。

三 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效率

  可以从3个方面来评价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增长效率问题。

  (一)在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吉乌两国的劳动生产率都在下降,吉尔吉斯斯坦的下降幅度更大一些(见表2)。到90年代下半期,两国劳动生产率都有所提高,增长速度基本相当。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已经接近吉尔吉斯斯坦。

  (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农业国,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吉尔吉斯斯坦农业劳动生产率急速下降,而后出现增长,达到1990年的60%,并稳定在这一水平。乌兹别克斯坦农业劳动生产率自1996年出现增长,到2000年已经超过1990年的水平。在20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的粮食产量一直低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21世纪,乌兹别克斯坦的粮食产量达到42.3公担/公顷,吉尔吉斯斯坦的粮食产量仅为29.4公担/公顷[8]。

  表2              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效率指标

年份
1991
1992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A/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1990年=100
吉尔吉斯斯坦
92
76
54
57
62
63
63
66
69
乌兹别克斯坦
96
85
77
77
78
80
83
85
87
农业劳动生产率,1990年=100
吉尔吉斯斯坦
83
70
46
52
56
56
55
56
59
乌兹别克斯坦
89
81
80
75
78
83
95
102
108
生产耗电量,1990年=100
吉尔吉斯斯坦
114
132
231
229
195
192
191
193
179
乌兹别克斯坦
102
108
106
105
103
97
 
 
 
B/乌兹别克斯坦是吉尔吉斯斯坦相应指标的%
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
73
78
100
94
88
90
93
90
89
平均耗电
161
147
82
82
95
 
 
 
 

  资料来源:〔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三)生产用电状况

  从吉乌两国GDP的单位产品生产的耗电量看,情况基本相同。1990年乌兹别克斯坦生产GDP的一个美元产品需耗电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两倍,到1998年这两个国家的耗电量已经基本趋同,乌兹别克斯坦的耗电量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定,而吉尔吉斯斯坦的耗电量却增加了两倍。

四 相同的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腐败与贫穷

  (一)贫困是发生“社会革命”的重要背景

  格鲁吉亚独立后经济全面崩溃,1994年格鲁吉亚GDP与1990年相比下降72%,2002年格鲁吉亚90%~95%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苏联解体前,乌克兰曾被誉为苏联的粮仓,工业基础雄厚,但独立后乌克兰经济长期陷入了衰退。从1992年到1999年,乌克兰的GDP下降75%,约7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吉尔吉斯斯坦在苏联时期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加盟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给吉尔吉斯斯坦造成的社会灾难更加严重。2002年吉尔吉斯斯坦的贫困人口占52%,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设施,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状况近于赤贫。可以说是“贫穷赶走了阿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二)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加剧

  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为377美元,人均月名义工资为23美元,比2002年增加6.7%。吉尔吉斯斯坦工资差别较大,金融业人均月工资为147美元,而卫生部门人员月工资为23.4美元,农业部门为20.3美元。职工最低月工资为2.2美元[9]。

  经济转轨伊始,苏联时期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了今日的资本家、商人,占人口3%~4%的极少数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暴富起来。他们多为权力要害部门的领导及其亲朋,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新贵。而大多数民众则深深陷于贫困之中。

  (三)贫穷滋生腐败,腐败加剧贫穷

  据吉尔吉斯斯坦有关资料透露,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夫人阿卡耶娃是国内贩卖官职的龙头老大,吉尔吉斯斯坦的所有官职都有明码标价,每年卖官鬻爵职的收入,约占GDP的20%。在阿卡耶夫执政期间,阿卡耶娃的亲戚和同学占据了大多数的政府要职。此外,据报道,乌兹别克斯坦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问题也十分严重。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独联体国家2003年廉政指数排名资料显示,白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廉政指数排名分别为4.2,53;2.4,100;2.3,106;2.1,118;1.8,124;2.4,100[10]。

  (四)政府失信于民,丧失执政基础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曾宣布: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GDP增长了7.7%,通货膨胀率降至3.7%,经济持续稳步增长。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了16%[11]。然而,经济的增长并没有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并没有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政府长久以来承诺的经济改革没有收到实效,失业率达到30%以上。统计数字与现实生活的反差,耐人寻味,这也是中亚经济转轨国家的一个通病。

  中亚国家的广大民众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由于缺少统计资料很难分析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有过在中亚国家生活经历的人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这一切。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吉尔吉斯斯坦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2%~57%, 90年代下半期,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甚至有所上升。2000年伊始,随着GDP的增长,贫穷人口的数量才有所减少。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统计,仍然有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之中。然而,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改变了最低消费篮子的成分,扩大了食品所占的比重,取消了高档品和服务的比重,所计算出的最低消费预算令人吃惊,即从1997年的40美元降低到2002年的30美元[12]。

  我们手中没有乌兹别克斯坦贫困状况统计资料,根据博·米兰诺维奇教授的比较分析研究,可以确定乌兹别克斯坦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数少于吉尔吉斯斯坦。199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月收入低于120美元的居民占39%~66.2%,吉尔吉斯斯坦则高达86%~88%[13]。世界银行的最新调查显示,依据“食品贫穷”的标准,乌兹别克斯坦的情况要好于吉尔吉斯斯坦[14]。

  五 几点重要的启示

  第一,“颜色革命”的发生,应当说内因起了主要作用。当事国的前政权往往因为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背离了民众的意愿,使国内矛盾激化,从而为反对派壮大提供了空间,也令外来势力有机可乘。

  第二,苏联解体之后,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当事国不适宜的经济政策,使国家长期陷入经济衰退之中,有的独联体国家甚至迄今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广大民众极度贫困、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裙带关系等社会不公现象愈演愈烈,民众对此怨声载道。国内政治斗争激化了地区矛盾、族群冲突。

  第三,反对派瞄准政府腐败的政治“软肋”。由某些地方选举的违法直指政治腐败,利用民众对执政派的不满情绪,充分发动被“启蒙”了的民众进行游行示威,美国等外部势力提供资金援助,最终迫使执政派领导人辞职,以达到“民主改造”的目的。可见,内部的“颜色革命”与外部的“民主改造”是颠覆现政权的两只手,里应外合,兴风作浪。

  第四,苏联虽然解体,但原有的国家机器及政治精英们并未解散,仍占据着原有的位置,发挥着原有的作用。苏联体制下的集权、权力腐败、法律虚设等弊端也保持着各自的惯性,侵蚀着新独立的国家。经过10余年的改革,经济仍然在困境中徘徊。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政治腐败使得反对派有充分的理由发动“革命”。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的“颜色革命”只是暂时被镇压下去,仍然存在着再次爆发的危险。哈萨克斯坦还没有 发生“颜色革命”,但前景尚难预测。

  第五,“颜色革命”的确教训深刻。当权派为谁执政?是为党派和小集团,还是为个人和家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失去执政根基,最终被人民唾弃。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为民谋福利,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责任编辑 张红侠)

 


[1]新华网2005年5月17日。
[2]〔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3]独联体国家统计委员会编:《2001年的独联体国家》,〔俄〕《简明统计手册》,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399、404、646、649页。
[4]〔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5]独联体国家统计委员会编:《2002年的独联体》,〔俄〕《简明统计手册》,莫斯科2003年版,第289页。
[6]〔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7]〔俄〕斯·朱可夫:《在当代世界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中亚》,莫斯科2001年俄文版,第55页。
[8]〔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9]胡红萍:《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分析》,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4年第10期。
[10]〔俄〕《独联体国家社会经济转轨:成绩与问题》(国际会议资料)ИЭПП,莫斯科2004年俄文版,第46页。
[11]《人民日报》2005年5月25日。
[12]〔吉〕《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银行通报》№2(86),比什凯克2003年俄文版,第8、14页。
[13]〔俄〕斯·朱可夫《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载〔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4年第6期。
[14]同上。